2012年11月28日，由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主办、人文学院学生会承办的中华文明大系第三十六讲在我校致公楼206教室举办。著名民国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教授作了主题为“民国时期的电影”的演讲，中华文明通论课程负责人之一、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赵晓华教授担任主持。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汪朝光教授结合电影本身的特点，探讨了电影检查制度在中国产生的历史背景、具体内容、实际运作及其社会影响，为我们详细介绍了电影检查制度在近代中国从初创到流变的整个过程。

1896年，刚刚诞生不过一年的电影被引入中国，很快受到国人的注意，并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传播如此顺利的情况下，为何会出现电影的检查制度，并受到大家普遍的关注？汪朝光教授首先从电影的自身性质谈起，他认为，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有着其他艺术所不具备的某些特点，如形象性（直观带来的活色生香）、集合性（同聚一堂的观众产生群体意识）、大众性（观众广泛，贩夫走卒都能看）。所以，电影可以口口相传，更能深入人心，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那民国电影检查制度又是如何产生的呢？汪教授认为，随着故事片的兴起，电影的上述特点也成为诱使检查产生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影片取代过去流行的法国影片，渐渐占据了中国市场。此时在美国流行的影片中，充斥着大量的强盗、暴徒这样的反面人物，犯罪行为令中国人瞠目结舌，加上作为电影主要市场的上海刑事案件频繁发生，并与影片关联，这种诲淫诲盗的社会后果，遂成为检查制度产生的背景。另一个引发人们呼吁电影检查的是美国影片中的华人形象，他们常常以长辫、小脚、抽鸦片等描写出现，这些华人形象造成了中国人的普遍反感，被认为是美国影片对中国人的有意侮辱。民族主义的情怀，在此成为民国之后电影检查制度的开端。可见，社会秩序的关注和民族主义的感情是民国之后电影检查制度产生的两个基本因素。

既然社会呼吁进行电影检查，那能不能实行呢？汪朝光教授指出，在北洋政府时期，军人政权知识匮乏、无暇顾及，加之本身权威不够，电影检查制度一直都没能真正提上讨论日程。尽管曾有江苏、浙江等电影审查委员会的成立，但都只是民间机构，标准简单，缺乏权威性。等到了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机器的增强才使得检查制度在全国得以贯彻。1927年，上海市政府率先对电影检查做出规定，随后推广到全国，起初的电影检查也只是注重道德教化方面，后来随着左翼势力对电影的介入，国民政府也开始紧抓意识形态的教育，排斥异端文化，最后形成一个包含国体、党义等内容的《电影检查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随后，汪教授还简要阐述了抗战期间各地区的电影检查制度，指出不同的沦陷区电影检查制度也各不相同，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

最后，汪朝光教授就电影检查制度及后来衍生的电影分级制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政治的介入在任何国家都存在，只是方式和侧重面不太一样，完全脱离限制很难。放松检查是否就意味着可以成就制作精良的影片？汪教授认为并非如此，任何影片都只能在给定的条件下尽力做好，所以，面对检查制度，首先应该反求诸己，思考自身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逐步地实现电影的进步。

汪朝光教授的报告深入浅出，诙谐幽默，展现了历史学人专业的知识背景和严谨的治学风范，不仅丰富了在场学生的历史知识，而且为学生将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报告结束之后，汪教授对同学们的提问进行了细致和耐心的解答，并对同学们表达了真诚的感谢！

（文 人文学院2011级研究生 向焕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