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5日晚上19:00-21:30，由中国政法大学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主办的华岩论坛第86讲在我校学院路校区图书馆综合楼0418顺利举行。本次讲座主题为《中古佛教文献研究的机遇与挑战》，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李猛副教授主讲，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张雪松副所长、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史经鹏副院长担任与谈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李虎群教授主持。来自兄弟院校、研究机构的师生参加讲座，并进行了热烈讨论。

李猛老师在讲座中主要分享了中国中古时期汉文佛教文献研究面临的问题。本次讲座分为四部分：一、中古佛教文献的分期与主要内容；二、中古佛教文献的研究价值与缺陷；三、机遇：《大藏经》文本的检索与利用；四、挑战与应对。

首先，李猛老师介绍了中古佛教文献的分期与主要内容。中古佛教文献，主要指中国中古时期的汉文佛教文献。中古佛教文献，从时段而言，是指汉唐佛教文献，具体又可分为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个阶段。这一时期的汉文佛教文献主要分布在汉文佛教《大藏经》（藏内）；藏外佛教文献；敦煌、吐鲁番佛教文献；域外佛教文献以及造像记、石窟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嘉兴藏》这一大型佛教文献，共有10332卷，可见汉文佛教文献的数量之浩渺，史料资源之丰富。方广锠先生曾指出：“中国有两个文化传统，一个是历朝都要为前朝修史，还有一个是每个朝代都要编大藏经。”李猛老师强调，前一个文化传统是人们较为熟知的，后一个文化传统在当前学术界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同时，李老师还指出，中古佛教文献主要集中在《大藏经》“史传部”与“目录部”，自己关注较多的是僧传、法集、专论、灵验记等，属于文学与佛教文献研究的交叉点。

其次，李老师介绍了中古佛教文献的研究价值与缺陷。一方面，《大藏经》的文本早已实现电子化，如CBETA。另一方面，宋代各类文献层次丰富多样，为研究《大藏经》提供支撑。中古时期僧人的撰述，政治避讳较少，大多时候做到不以官方意志为转移，尤其是对失败的政权与政治人物的记载，比传统文献更客观、更立体。同时，李老师也关注到了中古佛教文献的缺失和陷阱，如大部分是基于弘教、护法的目的，有鲜明的立场和宗教目的性；选择性“书写”的问题；删节的问题，等等。因而，学者在利用中古文献时需要加以筛选与辨析。

接着，李老师以《大藏经》为案例，深入剖析了中古佛教文献研究的众多机遇。其一，在检索《大藏经》方面，李老师分享了诸如SAT、韩国佛教全书等网站资源，指出不仅汉文《大藏经》的文本实现了检索，好几种宋元版《大藏经》的高清图板也都实现了快速检索。其二，李老师详细梳理了古代汉文《大藏经》的传承关系示意图，主要包括北方系、中原系、江南系三大体系。其三，李老师还统计了现存宋元版《大藏经》的数量，其中福州藏的数量尤为可观，国内保存有近六百卷，日本八寺共计三万册。其四，随着日本古写经数据库的逐步开放使用，这些资源为佛教文献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最后，李老师分析了中古佛教文献研究面临的挑战与应对。CBETA有底本差、录文错误多、校勘不精等缺陷。学者在利用CBETA进行研究时，重要的文字以及不通之处，不妨利用CBETA与《中华大藏经》的校勘记；关键异文，一定要核对早期写刻本《大藏经》，避免被晚期藏经刻本误导。李老师指出利用这些佛教文献大概可以分为征引、研究与整理三个层次，在征引、研究时，尽量选择好的本子（早期刻本与整理本）、参考校勘记，重要异文及读不通处，复核早期藏经本。此外，李老师还强调，重要单部佛教史传等典籍都有整理本，比较重要的是“中国佛教典籍选刊”与“中外交通史籍丛刊”。

在随后的交流环节中，张雪松老师对汉文佛教文献的重要性给予了肯定，并指出其在补正历史记载不足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同时，张老师也提醒我们，道教中同样包含大量的佛教文献，因此在研究过程中需要综合考虑、相互比对，以更全面、深入地理解相关文献的内涵和价值。史经鹏老师则强调了《大藏经》版本和点校本选择在佛教文献研究中的重要性。对于任何文献，我们都不应盲目信任，而应谨慎选择、审慎对待。李虎群老师进一步指出，在佛教文献研究中，不同资料之间的互鉴是非常必要的。通过互校不同文本的变化，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思想的发展脉络。

本次交流会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圆满结束，各位老师的精彩发言和深入交流为佛教文献研究提供了新的启示。

（文：魏玮 图：孙琢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