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1日晚，中国政法大学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主办的华岩论坛第87讲，也即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2024年推出的“多学科视角下的宗教学研究”系列讲座之第一讲，在我校学院路校区图书馆综合楼0417顺利举行。此次讲座的题目为《神圣的陌生人：传统的发明与信俗的传承》，由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陈进国教授主讲，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岳永逸教授参与与谈，讲座由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王心竹教授主持。

在此次讲座中，陈教授重点通过对其故乡——福建省永春县外碧村陈坂宫有关开永妈祖庙的信仰民族志这一案例进行分析考察，来反思地方信仰之传统的唤醒与发明如何得以可能。一方面，陈教授指出开永妈祖作为“神圣的陌生人”，带有外来神明的他者优先性和超凡性能力，从而象征性地肩负了一种“文明化的使命”，形成了与地方信仰传统的相互镶嵌、相互联结；另一方面，作为“熟悉的陌生人”的“乡贤”，则借助特有的“关系网络”，参与建构了合法化的地方信仰传统，进而影响到了乡村的当代文化建设导向。在这种文明化的“互惠”过程中，熟人社会的文化心理动力——“脸面”，也展现出了其所特有的文化表情。在此基础上，陈教授又针对“熟悉的陌生人开展此般社会资本的运作，究竟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明，还是一种危险的消费”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

首先，陈教授介绍了永春县外碧村的宗族简史和信仰传统。据其所言，外碧村现有的主要宗族共有李、陈、刘、王等姓，在这四大家族之间，存在着包括风水在内的宗族间的利益冲突。改革开放以来，透过重建宗祠或家庙、重修族谱、共同祭祖、海外宗亲联谊等系列的文化活动，外碧村的宗族意识和房派意识都得到了强化，从而构成了新时期的宗族间和宗族内部的张力感与紧张感。就信仰传统来说，永春、德化等地一直有关于本地乐山通远王和莆田妈祖的海神崇拜。历史上，不同姓氏角头的祠堂和小庙还各自敬奉有例如“大使公王审知”、“法主公张圣真君”、“盘古公”、“庥公尊王”等一系列神明。值得一提的是，后厝刘氏全族还曾因信奉基督教，而在本村恢复进香请火传统后，致使族亲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排斥感和歧离感，甚至被其他族姓暗中嘲讽为“吃教的”。而到了2011年1月22日，台湾新港奉天宫妈祖正式分灵永春县，可谓外碧村地方信仰传统的重要转折或跃进点。这种地方信仰传统的再唤醒与被发明，既与非本地户籍的外碧村人的被卷入，及其后来的自觉参与有所关联，也与本村海内外“乡贤”整体地卷入这一“地方信仰网络”有关。

紧接着，陈教授便谈到了开永妈祖文化的弘扬，以及地方信仰传统的发明。通过对开永妈祖“巡安绕境”与“谒祖进香”的活动进行分析，陈教授指出，从村落自在运转的文化逻辑来看，开永妈祖庙兴建的成功与否，俨然是与“村落命运共同体”相互连结的。因此，在个体与集体的“脸面”观的综合刺激下，通过各类地方乡贤的“社会资本”和“关系网络”的运作，便汇聚成一种文化合力效应，给陈坂宫带来相应的“社会资本”回报，从而加速了地方信仰传统的复兴。在此基础上，陈教授进一步引用文化人类学者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观点，认为每一种文化制度都深刻地契入了“陌生人——英雄（王）”的理念，从而通过对外部存在以及权力的整合，获得了自身的秩序与认同。陈教授表示，除了萨林斯所谓的“世俗世界的陌生人”，应该还有一类“神圣世界的陌生人”也同样肩负着“文明化的使命”。从台湾小镇隔岸飞来永春小山村的“开永妈祖”，作为一个陌生神明，同样附带有陌生者的“他者性”（Alterity）和“超凡性”（Transcendence），从而重新唤醒和复苏了永春本地妈祖微弱的信仰记忆，并带动了这种地方信仰传统的重新建构与创新性的发明。此外，开永妈祖圣像本身的“台湾”身份，也使得她所带来或创造的妈祖文化天然地具有了跨境的特征和更高的权威。特别是当台湾作为有“大一统”使命的中国“爱国统一战线”对象时，妈祖同样被赋予仪式化、标准化的象征符号，比如“海峡和平女神”，从而更进一步强化了妈祖的“文明化的使命”。

最后，陈教授通过对中国历史上代表宋明理学的张载、朱熹等儒家学者积极与地方乡镇建立交互联动的强调，明确表明了对于诸如“送文化下乡”等说法的反对态度，不要自诩为所谓的“救世主”而不能意识到自己本身的贫瘠之处，从而坚持以动态的发展视角，发掘并弘扬各地本土的传统文化。以此为出发点，陈教授进一步指出，对于传统的发明与信俗的传承还需要回到对中国古代礼学体系对等级次序之强调的考察，地方社会之传统信仰的生发与演进是与权威的层层攀升密不可分的，其间既有神的权威，也有人的权威。也就是说，中国社会的神明体系背后，是与中国古代的祭祀系统所具有的等级性、差等性以及阶层含义互相牵涉的。所以，构成中国社会秩序的思想结构，很大程度上还是本于儒家之礼法的，其可谓根深蒂固而难以改变。特别是宋明以后，中国的礼法秩序进一步通过理学家的相互阐发而不断沉淀到地方社会的思想文化逻辑。除此之外，民间实际上还有一套不容忽视的自我运作规律。在此意义上，“开永妈祖”虽然作为一个陌生神明而彰显出一种神圣性的建构而在表面上呈现出一种对于传统思想体系的改变，但实际上，它最终还是回归到了礼法制度和民间社会之自我运行机制的连续性逻辑之中。这也是为什么李泽厚先生认为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巫”的传统，所谓的“巫”乃是与“礼”相互贯通的，中国民间社会的神明信仰背后，同样具备着“巫”和“礼”的基底。

综上，陈教授通过对有关开永妈祖庙的信仰民族志这一案例进行探讨，开显出了一条独具特色且意蕴深厚的了解中国民间社会运作机制及其神明观的进路。陈教授把“开永妈祖”命名为“神圣的陌生人”，并结合萨林斯所谓“陌生人为王”的观点，展现出了其在一个新的环境中，如何获得所谓“危险的力量”，地方社会又是如何迎接并且面对这股“危险的力量”而运用其自我运行机制，从而实现社会信仰与地方文化的复兴与整合。陈教授指出，我们应当透过这一案例，并在结合中国传统“巫文化”与“礼法制”的基础上，积极发掘中国社会的思想结构与其独特的运行逻辑，从而探究其对中国底层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陈教授看来，首先，中国乡村的良风良俗是以传统的“神道设教”观为基底的，我们要尊重其“神道”。其次，地方文化有其自然生长发展的生命力，我们不能带着“救世主”的心态来对地方社会和民间文化强加指点，而无法觉察到自己才是那所谓的“贫瘠者”。最后，陈教授鼓励“入乡随俗”和“入乡问俗”的精神，从而在此基础上实现“入乡化俗”，这也就回归到了人类学之永恒的主题，即他者的道德优先性，我们要站在他人的立场上，以他者的眼光去理解他者，唯有如此，才能够建立起一种对于文化的尊重。用理学家的观点来看，即可谓“礼”不仅仅是“成文”，而更有“养情”的面向，若只重“成文”而失却“养情”，“礼”也就失去了作为“礼”的价值和内涵。

在与谈环节中，王心竹教授从中国哲学史的角度出发，结合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张载等人积极于地方推行井田制，并且对祭礼进行改革的具体实践，提出了中国哲学的研究要从陈老师关于乡俗社会的研究中获得启发，以进行形上与形下、思辨与实践之一体两面的融会贯通。

岳永逸教授则以社会学和民俗学为切入视角，指出陈老师的研究对于如何理解中国的乡村文化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岳老师结合历史上有关“城”与“乡”的分野，提出了二者的互联与共生，明确了中国社会自下而上的影响力与重要性，从而突显出了民间传统优秀文化的特殊地位。其次，岳老师提出了乡村的发展变化观，强调了科学技术对乡村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岳老师建议陈教授关注到现代传媒在民间社会的传统发明和信俗传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后，对于陈教授所谓“神圣的陌生人”，岳老师认为需要进一步明确有关“陌生”与“熟悉”的界定，以彰显妈祖文化在特定地域对其民间信仰的影响。

（图：孙琢岩、魏玮 文：王子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