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8日，“德治何以可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区科研楼B211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国际儒学院主办，中国政法大学“德治与法治”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承办，本次学术研讨会共分上午、下午两场会议，由四个学者论坛组成，与会嘉宾以哲学与宗教学为视域，深入探讨了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治理问题。

会议议程共由开幕式、学者论坛和闭幕式三部分组成。中国政法大学“德治与法治”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负责人刘震主持了开幕式，并就青年学术创新团队的成员基本情况与学术研究主旨作了简要介绍。随后由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心竹教授为开幕式致辞，王心竹教授介绍了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国际儒学院有关中国哲学学科研究现状及其发展历程，充分肯定了青年学术创新团队的学术活力与创新精神。

第一场次的学者论坛由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儒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心竹教授主持。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周可真教授做了题为“论现代‘德治’何以可能”的主题报告，他认为“德治”原是中国先秦儒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提出的一个政治主张，至唐代乃成为中国传统政治领域公认的治国良方，其以“以德治心”和“以礼治情”之互相结合为基本特点。在“依法治国”成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的今天，应积极推动传统“德治”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使之变成“依德治法”和“依法治国”互相结合的现代“德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任锋教授以“德治何以可能——以治体思维为视角”，做了发言。任教授指出“治体”涵括了治道、治人、治法的三要素结构，治体论自贾谊至晚清转型不断演进，这一传统为我们审视德治理念及其系统条件提供了极为关键的思维论域。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的宋大琦副研究员以“孟荀法政思想的不同方向”为题作了报告，探讨了孟子和荀子对孔子礼法思想在仁与礼、欲与矩不同向度上的发展。来自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唐文明教授则以“现代儒学与人伦的规范性重构——以梁启超《新民说》中的公德私德论”为题作了主题发言，唐教授以梁启超《新民说》为切入点，分析了梁启超的致思方向及其对现代民族国家与公民的看法。梁氏认为中国过去只讲私德而无公德，导致国民团体素质较低，公民的独立、自主、自由等基本权利也无法实现，并援引耶林的观点，认为权利不是个人利益的争取而是个人人格的集中体现。

第二场次的学者论坛由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孙国柱老师主持。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的张志鹏教授以“法治：将宗教从社会治理的对象转变为参与力量”为题，首先就宗教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定位提出问题，他以基督教为例，认为基督教在道德规范、商业伦理以及社会慈善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最后，他就宗教、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做了深入阐释，认为宗教组织是德治的重要基础，而法治又是实现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基础。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赵威维助理研究员以“《大涅槃经》的戒律与教化”为题，结合佛教的戒律思想及其与德治的关系展开深入探讨，认为佛教的“德治”正是体现在以戒律为师，慈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之中。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王觅泉老师以“不忍人之政何以可能”为题展开主题报告，“不忍人”意为不忍心他人遭受痛苦，而基本生存条件匮乏和人格尊严受损，是人人都会觉得痛苦之事。所以“不忍人之政”首先应当避免给人民造成这些痛苦，并改善遭受痛苦者的处境，因而它蕴含着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要求。但是这种“不忍人之政”不能寄望于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或其私人道德，而应建立在正义制度的基础之上。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陈睿超老师则以“玄学与理学的政治观与生命观”为题作了主题发言，陈老师对玄学与理学产生的背景及其所关注的问题作了深入分析，认为理学与玄学不是空谈性命义理，二者均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政治观与生命观。

第三场次的学者论坛由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雷晓丽老师主持。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张爱林副教授以“宗教治理的原则与理论模式浅议”为题作了发言，他就所谓的宗教治理原则展开了深入的阐释，并结合事例对各种应对宗教治理问题的理论模式一一进行了分析，使得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更加开阔。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的李想编辑以“历史语境中的宗教与社会治理”为题展开报告，李想编辑的思考其独特之处在于，将宗教问题置身于社会历史中，而非简单的分析各种理论。因此他的分析显得更具有根柢，也丰富了我们对宗教与社会治理问题的认识。中央财经大学的包胜勇副教授以“制度陷阱与制度之困——社会治理中的宗教问题”为题，提出宗教管理领域制度构建的困境问题，并援引钱穆及诺斯（Douglass C.North）的观点对之进行了深入分析。最后就制度设计与避免制度陷阱和制度困境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最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钟智锋老师以“美国应对宗教极端团体的基本经验与教训”为题，对之展开丰富论述。钟智锋老师指出，极端宗教团体的出现已成为一个困扰全球的问题，我国也概莫能外。美国在应对极端宗教团体的经验对我国可能有参考价值。在应对破坏性膜拜团体（常称邪教）方面，美国政府没有创设新法，而是用常规的方式来应对。但对于恐怖主义，美国通过创立新法、改组机构和发动战争等三方面的举措加以应对。不过，美国政府的不当作为（如强攻大卫教和发动伊拉克战争），反而激化了矛盾，刺激了宗教的极端化，这是我国应该吸取的教训。（简化版为，都可以选择——钟智锋指出极端宗教团体的出现已成为一个困扰全球的问题，美国应对破坏性膜拜团体和恐怖主义的经验与教训对我国也可能有参考价值。接着，他分析了美国政府在应对人民圣殿教、大卫教和恐怖主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第四场次的学者论坛由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觅泉老师主持。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胡士颍助理研究员以“黄宗炎论心性情欲与道德事功”为题，将道德问题从内外两个维度进行了分殊。从内在方面来讲，体现为治心，即对自己心性情欲的掌控；从外在方面来讲，则为治世，即体现在道德事功上。北京行政学院的学报编辑魏新则以“宗教因素在外高加索地缘政治中的影响初探——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为背景”作了主题发言，他以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为例，就其历史状况、地缘政治以及宗教信仰与社会冲突等问题作了深入分析，使得与会嘉宾对这些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也相互得到启发。清华大学新雅书院的李震博士后以“伦理与政治：从梁漱溟的乡建实践看德治问题”为题，分析了梁漱溟所提出的“文化三路向说”，结合其在山东乡村建设时期的具体实践情况得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对梁氏的乡建理论展开了深入的探讨。最后，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孙国柱老师以“‘不忍欺’抑或‘不能欺’——试论儒法两家在超克‘欺诈’问题时的不同进路”为题，作了发言。孙老师以“信任”问题作为探讨的起点，在文本与历史的双重视野之下，对比了传统中国儒法两家对于“欺诈”问题的超克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德刑、礼法之间的内在关系。

本次会议期间，由来自不同高校、不同研究领域的十八位专家学者先后作了主题发言。各位与会嘉宾就自己所存在的疑问展开了深入交流与广泛讨论，整个会议氛围显得十分活跃，最后，由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刘震总结发言。在这一天的会议中，来自不同高校、不同研究领域的诸多专家学者经过广泛而激烈的讨论，使得“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更加明晰，理解也更加深入，为课题的深入进行与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经由一天的集中探讨与思想碰撞，本次学术会议获得圆满成功。

【链接】中国政法大学“德治与法治”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系中国政法大学2018年资助成立的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团队包括了来自人文学院、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内的多位青年才俊，涉及学科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法学、文学、历史学与艺术学等多个领域，团队以“德治”与“法治”两个概念为研究对象，通过多学科交叉与多角度剖析的研究方法，厘清“德治”与“法治”的相互关系，从而构建具有当代文化特色与文化自信的中国法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