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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门谈史第29讲“民国学术上的‘友谊比赛’
作者:  发布时间:2019-05-27  浏览次数:

——记陈垣与梁启超、胡适、王国维的学术论辩”学术讲座圆满举办

2019年5月24日晚,由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史学研究所主办的蓟门谈史第29讲讲座在学院路校区科研楼B215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主题为“民国学术上的‘友谊比赛’——记陈垣与梁启超、胡适、王国维的学术论辩”,主讲嘉宾为中国人民大学牛润珍教授,主持人为中国政法大学郑云艳老师,中国政法大学相关专业同学积极参加了此次讲座。

牛教授表示民国时期史学界曾发生三次重要学术辩论,学术价值极高,足可代表中国史学研究的顶峰。通过对这些活动的梳理以及比照,我们得以领略史学大师所秉持的缜密严谨的学风、求真求实的精神,这种对学术研究的态度,值得每一位历史学工作者学习。接下来,牛教授便深入浅出,分别对三次学术辩论的始末加以介绍。

首先,牛教授介绍了陈垣与梁启超就玄奘出游年份的辩论。事情起因于梁启超于192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其中第五章欲研究唐代高僧玄奘一生学业进步行迹,广集资料以作年谱。梁启超通过对《于阗表》中“不合逻辑”部分的推理,认为玄奘出行不应该是旧说贞观三年,而应是贞观元年,并查阅多本文献,以“贞观三年并无霜害”与《续高僧传》情况不符为佐证,同时指出“叶护亡于贞观二年”,不可能“三年接见玄奘”,进一步确认旧说为误。1924年陈垣发表文章反驳梁启超,认为玄奘出行确为贞观三年。陈垣广泛收集材料,并从《新书·五行志》等书中找出“三年亦有霜灾”的反例,并引用史料价值更高的《通典》、《旧唐书》、《册府元龟》等材料,得出“统叶护亡于贞观元年,肆叶护三年即位”的结论,认为此与史料记载并不矛盾,又通过考证李大亮的行踪,进一步推翻梁启超的观点。牛教授表示陈先生考证方法十分值得借鉴,在做考据工作时应首先将众多材料中相互矛盾的记载搁置,寻找较为一致的记载,再从统一中构建逻辑链条,寻找历史真相。

然后,牛教授介绍了陈垣与胡适关于《四十二章经》身世的论辩。1933年胡适撰写《陶弘景的真诰论》,认为陶氏抄袭了佛教《四十二章经》,所读之本为汉译旧本。陈垣同意陶氏抄袭《四十二章经》,但是不同意其所读版本为汉译旧本,而后两位大师各抒己见,进行数次精彩的辩论。争论焦点为“后汉史料有无佛说”,胡适倾向于“后汉时期佛教徒自己已不用浮屠、复豆等等旧译名,已经统一通用‘佛’”。陈垣通过史料中相关记载得出“浮屠”、“佛”称谓变迁的年代标准,认为“后汉至魏中叶,尚纯用浮屠”。随后二人又举出相关例子,进以佐证,相互辩驳。二人的论辩激发了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兴趣,于1937年撰写《浮屠与佛》,通过对吐火罗文的研究,深入探讨了汉译“浮屠”与“佛”谁先谁后问题,认为陈垣的说法更为可靠。

随后,牛教授介绍了陈垣与王国维关于耶律楚材生卒年的考辨。1925年王国维撰写《耶律文正公年谱》,采用《元史》中的说法,认为耶律楚材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卒于乃马真后三年。1930年陈垣撰文提出质疑,以楚材之子耶律铸之生年推证楚材之卒年,又以楚材之父耶律履之卒年推证楚材之生年,构思巧妙,论证严密,十分耐人寻味,得出结论:耶律楚材生于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卒于乃马真二年。

牛教授语重心长地表示,虽然以上三场辩论赛争论的焦点看似是历史学中十分“微小”的组成部分,但是史学研究正如自然科学研究一样,“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如果对于细节问题得过且过,不求严谨,那么便无法得出更为客观、宏观的结论。作史学研究,前提在于对史料掌握全面、理解深厚,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逻辑推理能力,才能有所收获。最后,郑老师就讲座内容提出相关问题,在场学生经过深入思考,纷纷踊跃提出自己的看法与感悟,本次讲座在热烈氛围中圆满结束。

图:崔李酉子

文: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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