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自传》中的自我形塑及其成因探究

 2019年6月13日下午，“《甘地自传》中的自我形塑及其成因探究”青年学术论坛在学院路校区科研楼B206成功举行。本次论坛由人文学院中文教研室潘珊老师主讲，主持人为卢燕娟老师，由金莉莉老师、徐文贵老师进行评议，此外崔玉珍老师、韩达老师、熊忭老师、刘洋老师、张文老师也参加了讨论。

潘珊老师此次的报告由四部分构成，分别是：为什么要研究甘地？为什么要研究《甘地自传》？甘地在其自传中是如何塑造自我的？甘地的自我形塑有何意义？围绕这四个问题，潘珊老师条分缕析地进行了研究与解答。

首先，潘珊老师阐释了研究甘地的原因。2019年是甘地诞辰150周年，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提起甘地，人们大多会想到他瘦骨嶙峋的外貌，及其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然而，正如潘珊老师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对甘地形象的这些认知，主要来源于影像中的甘地。其中，理查德·阿滕伯勒导演的传记片《甘地》得奖无数，影响最为深远，但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看来，这一部由英国人指导、英国人主演的电影展现的内容与甘地本人真实的生活状态有很大的出入，存在不少争议。另一部具有影响力的电影是《我的父亲甘地》，这部影片展示了甘地作为父亲在私生活中不称职的一面，这与人们对他一贯的印象大相径庭。影像中的甘地的形象存在复杂性，学者笔下的甘地也千差万别。比如金克木指出在近代的伟人中，甘地的形象似乎比较模糊，爱因斯坦、Judith M .Brown等人对甘地的评价也各有不同。甘地的形象具有巨大的多样性，因此对于这样的一个任务，我们有必要跳出前任的窠臼，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关于为什么要研究《甘地自传》，潘珊老师指出，《甘地自传》是甘地在未成为“圣雄”之前，对自己生活的记录和评价，这本自传可以帮助我们从本源上研究甘地。但是，此前对《甘地自传》的解读存在差异，《甘地自传》里记述的故事有时也真伪难辨。所以，虽然我们可以借助《自传》来研究甘地，但是不能完全依赖这本书，而应结合《自传》和其他文献资料来进行研究。

接下来潘珊老师阐述了她研究《甘地自传》时所采用的方法和原则。自传中的记叙内容一般经过了经历-记忆-加工这一过程，因为记忆有不可靠性，所以我们在阅读研究自传时，对其真实性要存疑。另外，潘珊老师在研究《甘地自传》时，也注重辨析其版本源流。

潘珊老师的报告重点讨论了甘地如何在其自传中塑造自我。甘地的自传全名为《甘地自传：我体验真理的故事》，目的在于讲述他对“真理”的体验经历，集中描述了他的试错过程，类似于西方的“忏悔录”。

在《自传》中有一个高频词为“耻”（shame，而非disgrace）。在自传的前半部分，甘地的“耻”主体为自我，他认为，自己交友不慎是一种羞耻，在父亲之死前后的所作所为也值得羞耻，甚至最终妻子诞下死婴，也是一种对自己的“耻”的惩罚。后来，《自传》中的耻辱主体发生了改变，甘地从述说自己的“耻”转为指责他人的“耻”，而甘地的“圣雄”形象亦逐渐形成。

《自传》中的核心之一是“真理”，“真理”在甘地笔下是一种近神般的存在，它既拥有与宗教信仰一般的巨大力量，又摒弃了宗教通常裹挟的超自然性、排他性和不可捉摸性。因此，甘地笔下的“真理”取代了原本在印度教中不可一世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的“神”。在《自传》中，甘地实现了自我形象的转变，他的言论将自己分为两个甘地，即“俗世的甘地”和“脱俗的甘地”。

甘地的自我形塑过程有着四个时期，即梵醒期、居家期、林栖期、遁世期的对应，有着鲜明的印度教文化特征，展现了一个圣雄的形象转变。甘地的自传叙述模式与西方“忏悔录”的形式相似，但是甘地用“真理”置换了“上帝”。随着自传中甘地逐渐接近真理，他也逐渐从个体的、世俗的自我向“圣雄甘地”转变。

报告结束后，评议人金莉莉老师和徐文贵老师肯定了这篇报告的意义，并提出了一些修改建议。金莉莉老师赞同潘珊老师在报告中对“传记”和“自传”的区分，认为用“耻”的主体的转变来论证人物形塑的过程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遗憾在于报告后半部分论述尚略为单薄。徐文贵老师则肯定了潘珊老师文本细读的方法，同时也指出了这种路径的缺憾，对潘珊老师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很多建议。其他各位老师也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出发，对潘珊老师的报告进行了解读，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建议。

最后，主持人卢老师肯定了此次论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再次感谢各位老师莅临此次研讨会，同时对下一次研讨会的开展表示了期待。报告会在大家的热烈讨论中圆满结束。

摄影、撰稿/王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