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跨界的产物。它既是跨多个宗教进行比较的宗教学，也是“宗教学+其他学科”而形成的宗教学。如何通过“跨界”进行思想和资源的整合，产生正向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这是交叉和跨界必须努力解决的问题。尤其对于宗教与法律这个研究领域，它不但跨多学科、多领域，还横跨政界、教界和学界，涉及与宗教现象和法律现象相关的各种学术性和实务性的问题。如何对此领域开展系统性的研究，对于相关学者来说，充满了挑战与机遇。

2019年11月22日，由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主办、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承办的“宗教与法律交叉学科建设研讨会”在中国政法大学学院路校区举行。会议由中心副主任钱雪松主持，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有关宗教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世界宗教研究》、《中国民族报》等新闻媒体的专家，齐聚一堂，就“宗教与法律”学科建设相关问题、当代中国的宗教与法治研究、宗教与法律专业人才培养等问题交流研讨，建言献策，汇聚共识。人文学院文兵教授、崔蕴华教授与宗教学学科的各位专职教师出席了研讨。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俞学明教授介绍了依托于中国政法大学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开展的以宗教与法律为特色的宗教学学科建设情况。

与会嘉宾结合宗教学学科目前的建设情况，提出大量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中央民族大学宗教研究院院长游斌教授认为，宗教与法律是人类文明中两种最悠久的要素，做宗教与法律的研究既是跨界，又不是跨界。因为从历史上看，宗教与法律本来就具有彼此交集的内在联结，如《圣经》中的《摩西五经》，有很大一部分篇幅都是关于人类生活各个方面的法律讨论，包含了民法、刑法、祭祀法乃至慈善法等的原则和内容，这些法律本身就是宗教的内务。游斌教授认为，“宗教与法律”交叉学科的研究，可围绕“宗教中的法律”、“关于宗教的法律”，以及“中西方宗教的法律关系对比”等三大问题域展开。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制史研究室主任张生研究员指出了在做宗教学与法学交叉学科研究时应该避免的一些问题，强调人才培养、教材编写等环节的重要性，并指出当前的宗教与法律研究基本是在“国家认同”这一大前提下进行的，强调本土化和社会化，因此，我们的研究不仅要关注法律层面，而且也要关注政策层面，与政策相结合，这对学科建设非常重要。他强调数据库和研究报告对于进一步研究的资料价值，并建议加强数据库的建设。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薛小建教授认为交叉学科的研究者须注意不同学科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的差异。如“什么是宗教”，这个问题不同学科的学者理解的可能会很不同，要跨界就需要大家在基础性问题上进行研究合作。她指出，不管如何，加强宗教与法律的学术研究，无论对学科本身，还是对将来提出一些法律法规层面的政策建言，都会有比较积极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张风雷教授指出，在目前有限的规模下，可结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的学科优势，建立宗教学的特色研究，并建议进行与法制史结合的历史研究，并开展诸如涉及宗教的不同阶位的法律条文之间关系的梳理与解释等课题的研究。

其他与会学者也纷纷从各自研究领域为“宗教与法律”交叉学科的建设提出颇具启发的建议，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关于“宗教与法律交叉学科”这一跨学科共同体的建设问题，如有关学科未来可能的建构模式，《世界宗教研究》副编审袁朝晖、中央民族大学的史经鹏老师和人文学院法治文化研究所所长崔蕴华教授等学者就分别对宗教与法律问题体系的梳理、相关教材的出版、数据库和智库的建设、课程资源的共享以及专职研究团队的建设与发展等多个方面皆提出具体的建议。

（二）描述性、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其讨论内容涉及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的修订以及宗教团体和场所的信息化建设等内容，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的朱晓武教授还从经济学视角介绍了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宗教现象中各类具体现实问题的一些实证研究。

（三）规范性、应然性的研究建议，包括针对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的应然性研究和智库的建设，中国公安大学从事博士研究的陈映锦博士还提到有必要开展宗教传播与学生心理建设的规范性研究；有学者认为，通过深入的学术研究，学者可为现实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看法，供实务部门参考。

最后，文兵教授总结指出，“学科”不同于“项目”和“课题”，它除了专题研究，还包含人才培养的环节，应该是可持续发展的；它应有自己的问题域，能构建起基本的概念框架、研究方法、学科边界，并拥有自身的学科研究历史；展望未来，要在宗教学学科目前已有成绩基础上进一步建设属于“宗教与法律”这一交叉学科的标志性成果，培养这一新兴领域的师资力量与研究生人才。

图：陈玥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