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7日晚7点到9点，中国政法大学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通过线上直播的形式，举办了主题为“信仰型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的讲座。此次讲座由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玄奘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李利安教授担任主讲人，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研究所雷晓丽老师主持，中国政法大学宗教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俞学明教授评议，来自多个院校的师生共同参加了此次线上讲座。

李利安教授首先解释了“信仰型佛教”这个话题的缘起，其中涉及“信仰”的定义，尤其是宗教信仰的基本内涵和外延，接着对“信仰型佛教”这个概念做了说明，认为若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佛教的一切理论都是一种信仰性的学说，佛教的一切实践也都是一种信仰的落实过程。不过，从狭义来说，佛教信仰则专指具有神圣意义的那些内容，即超人间、超理性的信仰。他还谈到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佛教历史、哲学、文学与艺术等领域，而一直比较忽视信仰型佛教的研究，并对这种现象的原因做了简要的分析。他特别强调，信仰型佛教研究的薄弱不利于准确认识佛教的特征和内涵，也不利于全面把握佛教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发展现状及其未来走向。

其次，李教授对佛教信仰的历史呈现及其基本内涵进行了解读。关于佛教信仰的历史呈现，他说，佛教历史长达两千多年，而且经典繁杂，派系众多，旨趣与修法互有区别，神圣性信仰内涵在某个时段或某些派别那里似乎并不强，如原始佛教就更像一种生活的哲学，部派佛教中的某些派别也与神秘力量和彼岸世界无多少关联，大乘中观学派以及中国的三论宗和宋以前的禅宗等，也具有明显的无神论特色。在这些派别中，佛教文化的主体应该是一种义理性极强的学说体系，而非神圣性信仰体系。但佛教作为一种举世公认的宗教，必然具有神圣意义的信仰。这种信仰性内涵在佛教历史上呈现出逐渐增加的发展过程。如宗教性较弱的原始佛教中有关无明、业力、轮回、涅槃的信仰与实践便具有神秘和神圣的意义，呈现出超理性的信仰特性；部派佛教时期的佛陀神化，如本生故事中的菩萨救度、舍利与圣地和佛陀遗物崇拜、佛陀三身信仰，多佛多世界信仰的大量涌现与流行，密咒在一些部派中的开始运用等，也都表现出浓厚的信仰色彩；大乘佛教初期的净土往生、现实救度等神圣信仰与般若思潮同时兴起，兜率弥勒信仰和多佛多世界信仰的完善，反映出彼岸信仰和神力保佑信仰都得到充分的发展。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初期被误解为神仙方术，对佛的这种神性认识一直得以保持，这可以从石窟造像题记及诸多祈愿、神异、感通类文献清晰看出，至于中国佛教中的因果报应、菩萨救难、经典神化、净土往生、佛性与成佛、圣地的构建等佛教文化现象，都表明佛教信仰在佛教传播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国佛教在宋以后逐渐沉淀成四大信仰类型：即觉悟信仰，体现为禅宗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往生信仰，主要是净土宗的西方往生信仰；保佑信仰，即神力救度信仰，如杂化密宗的加持满愿信仰，以观音为代表的现世救度信仰，以地藏为代表的地狱救度信仰；积福信仰，主要是业报轮回与行善积福等。除了第一种佛教信仰外，其他三种信仰都依属于超人间力量和超人间境界信仰，也就是属于狭义的信仰型佛教。

关于信仰型佛教的基本内涵，从神圣性的角度来看，主要表现有：追求目标的神圣性；追随的圣者的神圣性；所受持的义理的神圣性；宗教生活的神圣性；宗教修行的神圣；宗教法事的神圣性；宗教领袖的神圣性；宗教场所的神圣性等等。所以，无论是超人间性，还是神圣性，佛教都是完全具足的，而且是非常丰富且非常重要的。与此相应，从信仰对象的角度来看，便存在着丰富多样的佛教信仰形态：如：从圣者的角度看,有佛信仰、菩萨信仰、罗汉信仰、天神信仰、圣僧信仰等；从圣域的角度看,有净土信仰、地狱信仰、天界信仰、圣地信仰、名山信仰等；从圣法的角度看,有涅槃信仰、经典信仰、因果信仰、轮回信仰、密法信仰、觉悟信仰等。在上述各类信仰之下,还可以再继续划分类型,但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形态各异的类型都是从不同角度观察的结果,各种类型在实际的存在中并不是截然可分、完全独立的,而是不同类型之间彼此联系,相互交织,共成一体的,这才是信仰的真实｡

关于信仰型佛教的基本体系，李教授再次阐释了前几年提出的一种观点，即“1+5”的信仰体系。所谓“1”，就是在看待人的生命时，承认肉体生命背后还有一种灵性生命或灵性生命元素，如业力、补特伽罗、本觉、佛性、如来藏、阿赖耶识等等，正是由于灵性生命的存在，佛教信仰方面的其他所有诉求才能得以实现，佛教对宇宙、对世界、对人类、对命运的解释才得以成立。这个基本前提完成之后，佛教还会有五个方面的信仰诉求：其一是相信生命在时间上可以延续到永恒的未来；其二是相信生命在空间上可以实现彼岸的拓展；其三是相信生命在现实存在中可以获得超人间力量的支撑；其四是相信自身生成的业力决定生命演进的轨迹；其五是相信生命品质可以达到终极的至善至美境界。以上这五个方面涉及生命的时间、生命的空间、生命的依赖、生命的轨迹、生命的境界。

最后，李教授就信仰型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作用进行了说明，认为佛教的信仰是佛教理论结构的前提和修行实践的归宿，是完整的佛教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将信仰联通起来一起观察，才能透彻理解佛教哲学、文学、艺术等很多佛教文化领域的问题。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佛教的发展，其内在的动力机制总是与信仰不可分割，信仰所激发的动力促进佛教的不断传播，信仰蕴涵的魅力感召着信众的不断皈依，信仰塑造的虔诚既促成佛教认同的加强和力量的凝聚，也促进佛教理论与佛教文化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在中国，佛教从刚进入汉地的那个时代开始，便在信仰的机制中存在和发展，尤其是宋代以后，建立在经典义理基础上的学派和宗派佛教已不再占据中国佛教文化总体发展的主体支撑地位，建立在神圣性信仰基础上的佛教，以保佑信仰、因果信仰、地狱信仰、往生信仰等形态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兼具神圣性和生活性的民间佛教以其简易、通俗、功利的宗教信仰方式与精英层面的义理佛教在彼此链接与互动中形成一个完整有机的佛教文化体系，支撑和引导着中国佛教的基本存在形态和发展走向。研究宋以后的中国佛教史，如果只关注高僧的文化建构，而忽视了底层的民间的佛教表现，局限在义理佛教的传统视线内，就无法获得这个时期佛教史的全貌，也无法准确解读宋以后中国佛教的基本形态和内在轨迹。正是因为信仰型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的这种重要地位和作用，所以，信仰型佛教研究理应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李教授坚信，通过对信仰型佛教的研究，在认识佛教宗教特征的基础上，一定会有助于推动中国特色宗教学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形成与西方宗教学不同的宗教学学科体系。

（图、文：孙宇）